工厂八点钟上班，任营岩七点钟就进厂了。他走的是北厂区的东门，东门是专门进料用的，一进门是一条五十来米的通道，正对着切草工段，这时候夜班工人正在清理卫生，准备交班，他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一顶遮着两边脸的帽子，帽子和工作服上全部是灰尘，嘴上的防尘口罩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这是纸厂最脏的工作环境，切草机和输料带虽然都装有防尘罩，但运转时仍避免不了尘土飞扬。在这里上班的工人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，也是切草工段的骨干力量，他们都有二、三十年的工龄，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对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另一种是从农村找来的合同工，这部分合同工为了能够转正，即使是最脏最累的活也不会去计较。那个年代正式工与合同工的区别是很大的：一个是铁饭碗，一个是泥饭碗；一个是能调升工资享受福利，一个是死合同工资没有正式工的福利待遇。即便如此，对于这些合同工来说，毕竟还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，如果表现好，能转成正式工，有一本城市户口，下半生也就成了城里人了。除了这两种人，其他正式工是绝不愿意到切草工段上班的，不过也有例外，那就是特殊年代的时候，像达昌奇这样被打到的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，都被下放到切草工段接受劳动改造，切草工段也就被工人们戏称为纸厂的劳改所。
任营岩走到切草机跟前后，从一名老工人手中要了把笤帚，一边打扫散落在地上的麦草，一边和这位老工人聊了起来：“我记得你是刘金贵师傅吧？”
“是啊，你还记得我呀。”刘金贵回答时有点惊讶，他心里想，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，任营岩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普通工人。
“怎么能不记得你呢，你儿子宝成还是我带过的学生呢，听说他也在厂里上班了，是吗？”因为宝成铁路从凤凰岭市穿过，所以市里叫宝成名字的人特别多，再加上这个刘宝成当学生时特别调皮，任营岩当年做他的班主任时没少了家访，所以对这父子俩印象很深。
“宝成在纸车上上班好几年了，到现在还经常给我唠叨任老师对他的好。”刘金贵感激地说，“如果不是你对他要求的严，这混小子早到五里庙背砖头了。”凤凰岭市的监狱设在五里庙，所以五里庙就成了监狱的代称。监狱里办了一个砖瓦厂，犯人就是不用付工资的劳动力，凤凰岭市到现在还流传着一句话——坦白从宽，五里庙背砖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
“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，这都是做老师的应该做的事。”任营岩截住了刘金贵的话，转换了话题：“刘师傅，问你个事，厂里的澡堂子装上淋浴了没有？”纸厂职工洗澡，说起来是件小事，却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，不少岗位工作环境脏差乱，下班后不洗个澡就上不了**，任营岩记得自己早先在厂里工作时，厂里的澡堂子只有大池子，没有淋浴头，经常是下班晚点的工人，只能是泡在浑浊的黄汤里，所以不少人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就偷偷溜进澡堂，为的就是能洗个干净澡。厂里最惦记澡堂子的人就是切草工了，任营岩这句话，是有意识地往他们心上问。
听到任营岩问澡堂子的事，旁边的几个工人立即凑了过来，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起来。“总务科的人都是吃闲饭的，说了几年了，淋浴头也没装上！”一个叫丁二平的合同工显然是对澡堂子的事很不满意，带头高声的嚷道。丁二平是厂里几百个合同工中最刺头的，不到三十岁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和人吵架话不过三句准动拳头，工人们给他起的绰号就叫“丁二球”，在北方俗语中就是愣头青的意思。“丁二球”愣是楞，可是有一点，就是干活不惜力气，为人也是义气第一。“指望总务科，那是说傻话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总务科的干部和你一起洗过澡？”另一个叫王景春的合同工看起来是质问丁二平，其实他话里有话，意思是说干部要洗澡，澡堂子没到开门的时间，他们就洗过了。王景春和丁二平年纪相仿，但比丁二平多念了几年书，算是切草工中的文化人，说话含而不露。刘金贵见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说的冲，一个阴阳怪气，怕任营岩接受不了，赶忙插话：“任厂长问淋浴头的事，你们扯人家干部干啥。”在场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任营岩就是新来的厂长，听刘金贵这么一说，都哑然不语了。任营岩也不愿意把澡堂子问题扩大化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工厂里的干群矛盾，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，这个矛盾在工厂里事事处处都会显示，比起解放前的劳资矛盾，那要复杂多了，不像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那样简单，也不像有产者和无产者那样泾渭分明，他现在需要的是人心，而不是解决这种深层次的矛盾。见到刘金贵出来打圆场，任营岩也就不再鼓动大家继续议论，而是斩钉截铁地表态：“大家提的意见很好，今天是九月五号，一个月内，十月五号前保证让大家洗到淋浴。”连任营岩也没想到，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这么小的一个承诺，竟换来工人的一片掌声－－－－－－
离开切草工段后，任营岩又按工序进入蒸煮工段。蒸煮工段的主要设备是蒸球，蒸球是用不锈钢焊接成的球形体，容量有大有小，宏文纸厂用的是25立方米，麦草和碱液以及其它辅料装进蒸球后，用蒸汽高温蒸煮，达到工艺要求后，蒸球中的高压气体向空中排出，这种高压气体刺鼻难闻，严重污染空气环境，几十年来，凤凰岭市一直流传着一句对纸厂非常不满的粗语——“纸厂一放屁，臭了十里地”。高压气体排完后，浆料倒入球下的洗料池，然后用水反复清洗，直到把黑浆洗成黄色后，再通过管道输送到下一道筛选工序。洗料的黑水通过下水道直接排入渭河，又对河水造成严重的污染。二十世纪最后几年，国家坚决取缔年产五千吨以下的造纸厂，其原因就在于此。在蒸煮工段任营岩没有多停留，只是翻看了一下夜班的生产报表，就又去了筛选漂洗工段。
纸浆的筛选漂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用筛子筛去浆料中的碎石子等杂物，然后用氯气把浆料漂白。氯气是一种有毒气体，战场上使用的毒气弹，很多就是用氯气制造的。使用氯气时要非常小心谨慎，一旦泄露，后果不堪想象，一个氯气瓶，装有约一吨液化氯气，可以让方圆几十里寸草不生，特殊年代的时候，宏文纸厂曾经由于一个排气阀失灵，造成氯气泄露，抢修的工人戴着防毒面罩，仍然被熏昏七、八个人，幸好故障不大，抢修及时，才没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，这件事后来一直被作为厂里安全教育的典型事例。
在筛选漂洗工段，任营岩遇到一件让他很不满意的事情：一名叫苏战的年轻工人在清洁设备时，直接用高压水管清洗落在电机上的浆渣，这是操作规程严格禁止的行为，因为电机内部一旦进水，就会造成短路，烧毁电机。苏战并不认识任营岩，更不会想到这位就是新来的厂长，这也难怪，除了老厂长达昌奇，历届厂长，没有那个一大早上就会出现在车间的。所以当任营岩关掉高压水的阀门时，苏战发火了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，干吗关掉水龙头？！”
“你知不知道你冲的是什么设备？”任营岩手指着电机，反问了一句。
“你当我是傻子啊，连电机都不知道！”苏战更生气了。
“知道是电机还用水冲？”任营岩声调也提高了。
“你算哪根葱？管到我头上了！”苏战也不客气，不干不净的话冲口而出。
“我算哪根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这个月的奖金泡汤了！”任营岩口气一点也不含糊，直截了当地说。纸厂的工人一月只有几十块钱的工资，每月不到十块钱的奖金，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听到任营岩这句话，苏战急了：“你是谁？你凭什么扣我的奖金？”
“我是谁、为什么扣你奖金，你们车间主任会给你解释。”看到有些工人闻声围了过来，任营岩没有和苏战多纠缠，转身离开了筛选漂洗工段。
任营岩原本计划还要去打浆、纸车和整理工段巡视，发生了这段插曲，他就改变了主意，直接去了制浆车间办公室。宏文纸厂生产分三大车间，分别是制浆、造纸和整理车间，另外还设有一个机修车间，专门负责设备的大、中修，零配件制造和锅炉房的管理。切草、蒸煮、筛选漂洗、打浆都属于制浆车间。制浆车间的主任叫王洪波，是1962年轻工学校的毕业生，和王忠是同学，原来在子弟中学当数学老师，王忠当厂长后，把他从学校调回厂里，当车间主任。王洪波当了二十多年的数学老师，人逐渐就变迂腐了，和数字打交道还说得过去，管理人就勉为其难了，爹娘给他取了个“洪波”的名字，可他的做派却和“洪波”相距甚远。工厂里的生产车间，需要的是大刀阔斧、雷厉风行的车间主任，做实打实的事，因为生产上的事，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坏了，都要立即重换，否则就会影响生产，更何况生产工人都在一线岗位，一举一行都关乎到产品的数量和质量，管不住他们、管不好他们，说的再好听，也都是扯淡！王洪波差的就是这一点，他性子慢，做事慢条斯理，而且很古板，就连这上下班时间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他都是踩着点上班，踩着点下班。
任营岩来到制浆车间办公室的时候，离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有十来分钟，车间办公室里只有统计员唐亮一个人在整理自己办公桌的桌面。唐亮是两年前才分配到厂里的大学生，学的统计专业，个子不高，只有一米六五左右，浓眉窄脸，眼不大却聚神，一看就属于精明强干之类。“早上好！任厂长。”看到任营岩走进办公室，唐亮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打招呼。唐亮虽然以前不认识任营岩，但他很有心，昨天听说新厂长上任了，就专门去办公楼认了一下新厂长的面孔。
“你好！小伙子，”任营岩也不认识唐亮，就用小伙子称呼他，“王主任来了没有？”
“还没有。”唐亮回答完后又补充说，“不过王主任上班很准时的，马上就回到，您先坐这儿，我给你泡茶。”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不喝茶，只喝凉白开。”任营岩说的不是客气话，他常年的习惯就是喝凉开水，即使冬天也如此。听到“王主任上班很准时”这句话，任营岩心想，这个小伙子倒是挺会说话，就是不知道办事怎么样，于是又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车间做什么工作？”
“我叫唐亮，是制浆车间统计员。”唐亮回答的倒也干脆。
“那车间的奖金也是由你来算了？”任营岩接着问。
“是的。”稍有停顿，唐亮反问一句：“任厂长要了解奖金情况吗？我昨晚才算完，可以给您汇报。”
“好啊，你先给我说一下每个人的奖金是怎么评定的？”任营岩先不问奖金的多少，而是问奖金评定的方法，这是因为他知道，几十年来，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奖金分配制度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：特殊年代之前前，基本上实行的是平均主义，力图贯彻“劳动者是平等的”观念，但其实质是传统的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保守思想作怪；特殊年代中，奖金制度被作为资产阶级“物资刺激”的手段而废除，孰不知这样做是否认和践踏了“按劳分配”这一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分配原理；特殊年代后，奖金制度也得到“平反昭雪”，然而它复燃的仍是平均主义的火焰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在奖金的分配上，注入了更多的人际关系和领导意志的成分，使奖金非但起不到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杠杆作用，反倒是制造出很多矛盾和不满；改革开放以后，在思想大解放的的热潮中，不少理论工作者和想有所作为的企业家开始认真思考奖金制度问题，他们提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，就是要把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奖金和劳动者的劳动结果切实挂起钩来，然而遗憾的是，在实践的过程中，由于传统思想和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甚至阻挠，以及一些不愿意放弃长官意志主导奖金分配的领导者的反对，奖金制度改革的收效并不大。
听到厂长问奖金评定的方法，唐亮有点为难，因为每人定下发多少奖金不是秘密，可是这定的过程，王主任却是一再给自己交代过要绝对保密。不过唐亮也只是短暂地犹豫了一下，立即回答说：“每月的奖金会议，由王主任亲自主持，参加的人有车间副主任、工段长和所有的班组长，先由班组长提出本组一、二、三等奖人员名单，然后由王主任在组与组间做平衡，这个平衡工作最难做，谁都想给自己组多挣几个一等奖，经常吵得是天昏地暗，让王主任头疼－－－”
“评奖金有量化标准吗？”任营岩截住了唐亮的话，又换了个话题问道。
“只有一个量化标准，就是缺勤超过三天，取消评奖资格。”唐亮回答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