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握奇经》的流传时间，有可能是在三国末年。请大家搜索（）看最全！更新最快的小说但是在马隆的《八阵总述》出现之前，《握奇经》不见史书记载。
最起码，即使是《三略》，《六韬》两本兵书的内容，同样不见《握奇经》的详细对比。
而在《汉书?艺文志》当中，并没有《握奇经》的相应描述。
虽然，《握奇经》有可能是失传而被后世之人所得的孤本，但是这种可能性严格来说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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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卫公问对》除了兵法思想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内容提及到唐太宗以及李靖在对用人以及任用外族，以夷制夷方面的理解：
太宗曰：“近契丹、奚皆内属，置松漠、饶乐二都督，统于安北都护。朕用薛万彻，如何？”
靖曰：“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、契必何力，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。臣尝与之言松漠、饶乐山川道路，番情逆顺，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，历历可信。臣教之以阵法，无不点头服义。望陛下任之勿疑，若万彻，则勇而无谋，难以独任。”
太宗曰：“番人皆为卿役使！古人云，‘以蛮夷攻蛮夷，中国之势也。’卿得之矣。”
太宗曰：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，蕃汉之兵，如何处置？
靖曰：天之生人，本无蕃汉之别，然地远荒漠。必以射猎为生，由此常习战斗。若我恩信抚之，衣食周之，则皆汉人矣。陛下置此都护，臣请收汉卒，处之内地，减省粮馈，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。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，散守堡障，此足以经久。或遇有警，则汉卒出焉。
太宗曰：《孙子》所言治力如何？
靖曰：“以近待远。以佚待劳，以饱待饥”，此略言其概尔。善用兵者，推此三义而有六焉：以诱待来，以静待躁，以重待轻，以严待懈。以治待乱，以守待攻。反是则力有弗逮。非治力之术。安能临战哉！
太宗曰：今人习《孙子》者，但说空文，鲜克推广其义。治力之法，宜遍告诸将。
太宗曰：旧将老卒，凋零殆尽，诸军新置，不经陈敌今教以何道为要？
靖曰：臣尝教士，分为三等。必先结伍法，伍法即成。授之军校，此一等也。军校之法，以一为十，以十为百，此一等也。授之裨将，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，此一等也。大将军家此三等之教。于是大阅，稽查制度，分别奇正，誓众行罚，陛下临高观之，无施不可。
太宗曰：伍法有数家。孰者为要？
靖曰：臣案《春秋左氏传》云，先偏后伍；又《司马法》曰；五人为伍；《尉缭子》有束伍令；汉制有尺籍伍符。后世符籍以纸为之，于是失其制矣。臣酌其法，自五人变为二十五人，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，此则步卒七十二人、甲士三人之制也。舍车用骑，则二十五人当八马。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。是则诸家兵法，惟伍法为要。小列五人，大列二十五人，参列七十五人，又五参其数，得三百七十五人。三百人为正，六十人为奇；此则百五十人分二正，而三十人分二奇。盖左右等也。穰苴所谓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，至今因之，此其要也。
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，有两个重点：
第一个是李靖希望将军事教学的内容，以国家的名义创建军校来实施，让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军事人才。
但是不知道是唐太宗出于顾虑，还是因为认为眼下创建军校的时机不合适，最终搁置李靖在这一个方面的建议。
只不过唐朝确实是不存在军校或者是类似的学府，但是唐朝却开创了一个先河，那就是武举。
武则天科举制首先是从文举开始的，选拔的都是经国治世的文才，因此文举是科举制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唐代文举的科目是很多的，明经、明法（通晓法令者）、明字（通晓书法者）、明算（通晓术算者）、进士、俊士（才能俊秀者）等五十多种，后来渐渐演变为只重视明经、进士两科。
这两科最初只是试策，也就是根据经义和时务写作论文，后来逐渐转变为进士科注重诗赋，明经科注重“帖经”和“墨义”。
所谓帖经，就是将经书任意揭开一页，将左右两边遮住，中间只露出一行，再用纸帖盖三字，令应试者填充（填空）。所谓墨义，则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(默写)。帖经与墨义，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以考中，而写作诗赋则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，所以进士科及第很难，当时流传的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
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，武举制度也是她执政时期开始的。武举主要选拔将才，与文举比较，其重要性不及文举，武举出身的地位也不及文举的进士。
历史上的武举开始于武则天执政时期，公元702年，由兵部主持武举考试，考试科目有马射、步射、平射、马枪、负重、摔跤等。宋代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，还要考问军事策略，比如孙吴兵法（孙子、吴起）等。到了明朝时更改为“先之以谋略，次之以武艺”，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，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，便不能参加武试。初期的笔试考三题，试策两题，另一题论考四书。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。但明代的军事职位多半由世荫承袭，再加上由行伍逐步提拔起来的，武举选将只是个补充形式。
清代的情况就大不相同。从制度上看，基本沿袭明末，考试程序、办法等也没有多少变化，但由于清朝统治者出身于游牧民族，善于骑射，因此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。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“正途”，由武举出身的次之，但武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，在军中占有相当比例，由于封建国家大力提倡。制度日益严密，录取相对公正，因此，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时。
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、骑射、步射、马枪等技术；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，要“躯干雄伟、可以为将帅者”。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武力，要“副之策略”，问孙吴兵法等。到了明朝时更改为“先之以谋略。次之以武艺”，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。不能参考武试。
至清朝时，改为先试马步射，马射二回六矢，中三为合。步射九矢中五为合。之后比力气，包括拉硬弓、舞刀、举石。弓分八、十、十二力；刀分八十、一百、百二斤；石分二百、二百五十、三百斤。合格者才考笔试。
宋以前并没有“武状元”之设。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，为福建人薛奕，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。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(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)，北宋徐徽言(文进士出身，后弃文习武。徽宗授武状元)等等。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。武则天长安二年（700）“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”，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，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，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。一般认为，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“武举”或“武科”的正式出台。自此以后，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，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。
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。重点是马上枪法，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，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。宋代开始，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，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、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，武举制度臻于规整。元代武举废止不行。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。特别是在清代。
而武举虽然并不是为国家带来将领级别人员的基础，但是毫无疑问，唐朝时期的尚武风气，与武举是密不可分的。
若是没有武举，恐怕唐朝的军事作战方面的能力，还没有等到天宝年间，就会有很大程度的下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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