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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如说张嘉师认为《吴子》是武经七书当中算是最全面的兵书，那么张嘉师不得不承认一点，那就是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的战略思路，跟《吴子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而是与先秦时期的兵家又一著作，也就是曾经被秦王嬴政拜为国尉的魏缭，也就是史书当中的尉缭所著作的《尉缭子》有着根本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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尉缭在战国时期有两人，其中一人为魏惠王时期的隐士，另外一人是秦王政时期的国尉缭。因同在战国，容易混淆。尉缭在史书所提及的一般指魏缭。
魏缭，生卒年不详，战国兵家人物。魏国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不知姓，名缭，秦王政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入秦游说，被任为国尉后，改称尉缭。
他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立下汗马功劳，主张‘并兼广大，以一其制度’。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，在被秦王嬴政赏识之初曾经认定嬴政的面相刚烈，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，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，对敌人也毫不手软。尉缭认为这样的嬴政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，多次尝试逃离嬴政为他安排的住处。
根据一些观点认为，魏缭是秦王政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来到秦国的，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，国内形势稳定，秦王正准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。
当时的情况是，以秦国之力，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，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，情况就难料了。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，如何能使六国不再“合纵”，让秦军以千钧之势。迅速制服六国，统一天下，避免过多的纠缠，以免消耗国力。离间东方国家，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，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，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。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。消灭六国，统一中国。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，年轻的秦王深知这一点，他不想打无准备之仗。
另外，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，就是战将如云，猛将成群，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。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？如何在战略上把握全局，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？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。他自己出身于王室，虽工于心计。讲求政治谋略，但没有打过仗，缺乏带兵的经验。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，实干少，真要上战场，真刀真枪地搏杀，一个个就都没用了。
尉缭对当时战争总的看法是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。反对杀人越货的非正义战争，支持“诛暴乱、禁不义”的正义战争。明确指出：“凡兵，不攻无过之城，不杀无罪之人。夫杀人之父兄，利人之货财，臣妾人之子女。此皆盗也”。关于进行战争的战略战术，尉缭强调对战争要有全面的认识，指出有道、威胜、力胜等三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取胜策略。认为懂得了这三种所以取胜的办法，就全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。他指出战争中将帅指挥的重要性。“权敌审将，而后举兵。”将帅者心也，群下者，支节也。”就是要正确分析敌情。慎重选好将领，而后出兵。将帅与士卒之间，要如心（大脑）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，成为一个整体，方能谋略高明，机智果断地进行正确指挥。他主张治军必须先立法制，并要执法严明，才能整齐统一，高山敢越，深水敢渡，坚阵敢攻，做到“天下莫能当其战”。对违背军纪、军令者要施以重刑，严惩战败、投降、逃跑的将领和士兵，使上下畏惧，专心向敌。在具体的战术上，尉缭还实践了当时最先进的方法，如在列阵方面，他提出：士卒“有内向，有外向；有立阵，有坐镇”。这样的阵法，错落有致，便于指挥。这一点在今人能见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可以得到证明。
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，尉缭把它比喻为植物的躯干同种子的关系，所谓“兵者，以武为植，以文为种，武为表，文为里，能审此二者，知胜负矣。”并指出，没有良好的政治，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，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。作者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，指出治兵者要以耕、织为治国之本，“夫在耘耨，妻在机杼，民无二事则有储蓄”，民富国强，本固兵坚，方能守必固，攻必克。
尉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，提出了治军的12条正反面经验。按照12条正面经验去做，就可以压倒敌人；反之，则会被敌人所压倒。正面的12条经验是：树立威信在于不轻易变更号令，给人恩惠在于奖赏及时，当机善断在于能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，战胜敌人在于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士气：进攻取胜在于出其不意，防守坚固在于修整防御工事，不犯错误在于守法度，不陷于困境在于有准备，谨慎在于防微杜渐，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，消除祸害在于果敢善断；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。
即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，要求将帅秉公执法，恩威并施，吃苦在疥，临战忘身，为人表率；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，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、内务、纪律条令，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；注重军队的训练，论述了训练的目的、方法、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，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，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；重视赏罚，提出“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，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；杀之贵大，赏之贵小”的思想，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。
而魏缭在进入秦国之后，则是有两个典故：
尉缭一到秦国，就向秦王献上一计，他说：“以秦国的强大，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。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‘合纵’，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，这就是智伯、夫差、闵王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，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，以扰乱他们的谋略，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，而诸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。”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。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，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。于是对他言听计从。不仅如此，为了显示恩宠，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，每次见到他，总是表现得很谦卑。
相传尉缭懂得面相占卜，在被秦王赏识之初曾经认定秦王的面相刚烈，有求于人时可以虚心诚恳，一但被冒犯时却会变得极之残暴，对敌人也毫不手软。尉缭认为这样的秦王欠缺照顾天下百姓的仁德之心。多次尝试逃离秦王为他安排的住处，（《史记?秦始皇本纪》：“秦王为人，蜂准、长目、挚鸟膺、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我布衣，然见我常身自下我。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。天下皆为虏矣。不可与久游。”尉缭这段话也是历史上关于秦始皇面容的最早记录），相传“曾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，不知所往。”尉缭刚入秦时，与后来的秦国将军蒙恬偶遇，蒙恬为之亲自牵马，请回府中。蒙恬曾请尉缭继续著书。尉缭断然回绝，并打算离开蒙府，在蒙恬的苦苦央求下才留下。秦始皇嬴政多次求教，尉缭多次拒绝，后来出走。秦王大怒，本欲杀之，但在当时的廷尉李斯的苦求下同意让李斯将其追回。并在李斯的建议下授以国尉之职。最后终于得到尉缭的肯首，愿意扶助秦国，入朝为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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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魏缭的思维方式，而这种思维方式也间接影响到《尉缭子》的内容描述。
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后世在银雀山汉墓所得到的《尉缭子》，虽然证明在汉朝时期已经有了《尉缭子》兵书，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否全部都是魏缭所书，事实上还有疑问。
而在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尉缭子》，相对于《汉书?艺文志》的描述为兵家著作三十一篇。
但是就算是算上银雀山汉墓的出土竹简，只有二十四篇。很有可能，《汉书?艺文志》的记录，更多也不过是根据相应的流传说法而记录的编章数字，而当其时实际上流传的，也不过是二十四篇，而七篇已经失传。
而从《尉缭子》二十四篇的内容描述来看，《尉缭子》有可能是汉朝时期经过修改的版本，或者是汉朝时期的人对《尉缭子》进行过相应的整理。因为从魏缭的思维方式而言，《尉缭子》二十四篇的内容，可以说比较“乱”。
而这本《尉缭子》二十四篇，有可能是加入了另外一个隐士魏缭的内容，而组成的杂家内容。
这一点从部分内容可以看出：
《天官?第一》：
梁惠王问尉缭子曰：”黄帝刑德，可以百胜，有之乎？”尉缭子对曰：”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，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。黄帝者，人事而已矣。”
“今有城，东西攻不能取；南北攻不能取；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？然不能取者，城高池深，兵器备具，财谷多积，豪士一谋者也。若城下池浅守弱，则取之矣。由此观之，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。
“按天官曰：「背水阵为绝地，向阪阵为废军。」武王伐纣，背济水向山阪而阵，以二万二千五百人，击纣之亿万而灭商，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！
“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，时有彗星出，柄在齐。柄所在胜，不可击。公子心曰：「彗星何知？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。」明日与齐战，大破之。
“黄帝曰：「先神先鬼，先稽我智。」谓之天官人事而已。……。”
《十二陵?第七》：
威在于不变；惠在于因时；机在于应事；战在于治气；攻在于意表；守在于外饰；无过在于度数；无困在于豫备；谨在于畏小；智在于治大；除害在于果断；得众在于下人。
悔在于任疑；孽在于屠戮；偏在于多私；不详在于恶闻己过；不度在于竭民财；不明在于受间；不实在于轻发；固陋在于离质；祸在于好利；害在于亲小人；亡在于无所守；危在于无号令。